編譯：微科盟R. A，編輯：微科盟茗溪、江舜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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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5-FU治療會限制腫瘤細胞的生長并通過廣泛的 DNA 損傷導致細胞凋亡。可是，許多 CRC 患者最終對 5-FU 產生化學抗性。然而，5-FU不專門針對腫瘤細胞，因此也會對正常細胞造成損害，從而導致潛在的嚴重不良反應。此外，5-FU治療還可以改變腸道微生物群，這會影響腸道屏障功能并引發結腸炎癥。

腸道菌群在維持腸道穩態、粘液屏障完整性、宿主免疫反應、藥物毒性和抗癌藥物反應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多糖被認為是潛在的益生元，對宿主腸道健康具有有益影響，并可減輕化療引起的腸道粘膜炎。多糖的抗腫瘤作用可部分歸因于腸道微生物群的調節和糞便短鏈脂肪酸的增加。有副作用的天然抗腫瘤化合物是癌癥治療輔助藥物的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因此，生物相容性植物化學物質代表了用于治療各種癌癥的有前途的輔助化療藥物。

5-氟尿嘧啶（5-FU）是結直腸癌（CRC）的一線治療藥物，該藥物會引起治療相關的腸粘膜炎等不良事件，用該藥物治療的療效有時會受到限制。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某些植物來源化學物質具有治療和預防癌癥的特性。據報道，從天門冬科彈簧草屬的虎眼萬年青（Albuca Bracteate，AB）中提取的多糖（ABP）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腫瘤特性。虎眼萬年青（Albuca Bracteate，AB）是一種常綠草本植物，也是一種已經被報道的可治療肝炎、糖尿病、腮腺炎和其他疾病的草藥，它具有抗腫瘤、抗氧化、抗糖尿病和抗炎作用。AB多糖（ABP）可能是醫藥和功能性食品中抗氧化劑和免疫刺激劑的良好候選物。然而，除了一項證明 ABP 治療抑制鼠 S180 肉瘤生長的研究外，很少有研究關注 ABP 的特定抗腫瘤特性。此外，據我們所知，沒有研究探討過 ABP 治療在胃腸道腫瘤中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小鼠CRC細胞（CT26）和CRC小鼠模型用于研究ABP的抗腫瘤特性，以及ABP和5-FU之間協同相互作用的潛在機制的探索。作者的研究結果表明：ABP可以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侵襲和遷移；體外和體內通過抑制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來抑制腫瘤。此外，聯合ABP和5-FU的治療比單獨使用任一藥物治療的療效更好。此外，這種聯合療法導致腸道微生物群中瘤胃球菌屬、Anaerostipes屬和Oscillospira屬的特異性富集，并增加了糞便短鏈脂肪酸（SCFA，乙酸、丙酸和丁酸）的水平。腸道微生物群的改善和有益SCFA的增加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并減少5-FU的不良反應。總之，這些數據表明ABP具有抗腫瘤活性，可以有效提高5-FU在CRC治療中的療效。因此，進一步研究ABP在開發新型抗腫瘤藥物和輔助化合物中的應用是有必要的，并且可以改善CRC患者的癥狀。

 論文ID

 原名：Albuca Bracteate Polysaccharides Synergistically Enhance the Anti-Tumor Efficacy of 5-Fluorouracil Against Colorectal Cancer by Modulating β-Catenin Signaling and Intestinal Flora

譯名：虎眼萬年青（Albuca Bracteate）產的多糖通過調節β-Catenin信號傳導和腸道菌群協同增強5-氟尿嘧啶對結直腸癌的抗腫瘤功效

期刊：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IF：5.810

發表時間：2021.9.3

通訊作者：樓永良；蔣磊；杜季梅；

通訊作者單位：溫州醫科大學

DOI號：10.3389/fphar.2021.736627

實驗設計

結果

1 ABP處理抑制CRC細胞的增殖

為了探索ABP處理對CRC細胞的影響，我們用一系列不同濃度的ABP處理CT26細胞，然后通過CCK-8和EdU攝取實驗來測定和探索它們的增殖能力和活力。ABP處理以時間和劑量依賴性方式顯著地損害CT26細胞的生長（圖1A），并且我們在EdU攝取測定中觀察到類似的結果（圖1B、C）。

為了進一步闡明所觀察到的結果背后的機制，我們進行了蛋白質印跡實驗。結果發現：ABP處理抑制了β-catenin、c-Myc、CyclinD1、COX-2和PCNA的表達（圖1D、E）。mRNA水平有相應的變化（附圖S1）。因此，我們的實驗結果表明ABP通過抑制Wnt/β-catenin通路來抑制體外CRC細胞的生長。

圖1. ABP處理抑制了CRC細胞的增殖。（A）CCK-8測定來檢測ABP對CT26細胞增殖的抑制作用。（B-C）EdU攝取測定來檢測ABP對CT26細胞增殖的抑制作用。比例尺=50 μm（×200倍）。（D-E）蛋白質印跡來檢測ABP對CT26細胞中β-連環蛋白、細胞周期蛋白D1、c-Myc、PCNA、COX-2和GAPDH蛋白質水平的影響。與未治療組相比，*p<0.05，**p<0.01。

2 ABP處理抑制CRC細胞的遷移和侵襲活動

本實驗中，用transwell實驗檢測評估ABP處理對CRC細胞遷移和侵襲的影響。用0.1和0.15mg/mL劑量ABP處理會使遷移細胞百分比分別降低38.3±4.81%（p<0.01）和46.7±6.24%（p<0.01）。這伴隨著侵襲細胞頻率降低42.6±5.7%（p<0.01）和50.2±4.1%（p<0.01）（圖2A、B）。與這些結果一致，傷口愈合試驗顯示在ABP處理組中（圖2C，D），ABP處理將傷口愈合率從對照樣品的34±3.4%降低到19±3.6%（0.1mg/ml，p<0.01）和15±3.1%（0.15mg/ml，p<0.01）。對上皮間質轉化（EMT）相關蛋白的蛋白質印跡分析表明，ABP處理抑制了波形蛋白并增強了CT26細胞中的E-鈣粘蛋白表達（圖2E、F）。

 圖2. ABP處理抑制了CRC細胞的遷移和侵襲活性。（A-B）Transwell測定檢測ABP對CT26細胞遷移和侵襲的負面影響。比例尺=50μm。（C-D）傷口愈合試驗檢測ABP對CT26細胞遷移和侵襲的負面影響。比例尺=250μm。（E-F）蛋白質印跡檢測ABP對CT26細胞中波形蛋白、E-鈣粘蛋白和GAPDH蛋白質水平的影響。與未治療組相比，*p<0.05，**p<0.01。

  3 ABP處理通過下調β-Catenin從而抑制CRC細胞的生長和轉移

鑒于我們上述結果中的ABP抑制β-catenin及其相關蛋白的表達這個發現，我們推測β-catenin是CT26細胞中ABP的重要抗腫瘤靶點。為了驗證這一假設，我們使用了β-catenin的激動劑SKL2001來操縱β-catenin的活性。我們在體外檢測了有或沒有SKL2001的ABP處理對CT26細胞的影響，并隨后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SKL2001逆轉了ABP誘導的β-catenin下調（圖3A，B）并部分減弱了ABP誘導的CRC細胞增殖抑制（圖3C，p<0.01），SKL2001也明顯逆轉了ABP對CRC細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腫瘤細胞遷移（p<0.01）和侵襲（p<0.05）（圖3D、E）。這些數據表明：ABP作為β-catenin抑制劑并抑制CRC細胞的遷移、侵襲和生長，至少部分是通過下調β-連環蛋白。

圖3. ABP處理通過下調β-catenin從而抑制CRC細胞的生長和轉移。（A–B）蛋白質印跡檢測SKL2001（β-連環蛋白激活劑）對ABP處理的CT26細胞中β-連環蛋白、c-Myc和細胞周期蛋白D1水平的影響。（C）CCK-8測定檢測SKL2001處理對用ABP處理的CT26細胞的拯救效果。（D-E）檢測SKL2001處理對ABP處理的CT26細胞的拯救作用的Transwell測定。比例尺=50μm。與ABP組相比，*p<0.05，**p<0.01。

  4 ABP和5-FU對CT26細胞具有協同抗腫瘤功效

我們將β-連環蛋白抑制劑XAV939用以評估β-連環蛋白在細胞對5-FU反應中的作用。隨后的分析表明，在1μg/ml（p<0.01）和2μg/ml（圖4A，p<0.01）的劑量下，XAV939增強了5-FU對CT26細胞的胞毒作用。我們還使用了2種對β-catenin具有特異性的siRNA來降低CT26細胞中β-catenin的表達（附圖S2）。該結果表明β-連環蛋白表達降低可能增強5-FU的化療功效。然后我們探討了ABP（0.15mg/ml）和5-FU（0-10μg/ml）對CT26細胞的綜合作用。CCK-8檢測顯示聯合處理組的存活率顯著低于ABP或5-FU單獨處理組的存活率（圖4B、C）。通過使用在線軟件SynergyFinder（https://synergyfinder.org/）和Compusyn（http://www.combosyn.com/）檢測藥物組合的效果。HSA協同得分（16.05），Loewe協同評分（10.67）和組合指數（CI）（0.7至1.0）表明ABP和5-FU在體外具有輕微的協同作用（附圖S3）。

我們還評估了聯合處理對CT26細胞轉移能力的影響。與單獨使用5-FU相比，聯合處理使遷移和侵襲能力分別顯著降低了38.3±0.8%（p<0.01）和47.3±5.3%（p<0.01）（圖4D）。此外，聯合處理將傷口愈合率從5-FU的24±2.5%降低到14±1.6%（圖4E，p<0.01）。蛋白質印跡顯示，聯合處理細胞中β-catenin、CyclinD1、c-Myc、COX-2、PCNA和Vimentin的表達水平均低于單獨處理5-FU的細胞，而E-cadherin的表達更高（圖4F）。這些數據表明ABP與5-FU對CRC腫瘤細胞的生長、遷移和侵襲具有協同作用。

 圖4. ABP增強了5-FU對CT26細胞的抗腫瘤功效。（A-B）CCK-8檢測XAV939（β-連環蛋白抑制劑）和ABP對5-FU對CT26細胞的抗腫瘤功效的影響。（C）用ABP、5-FU和ABP+5-FU處理24小時的CT26細胞的細胞形態。比例尺=50μm。（D）Transwell檢測ABP對5-FU對CT26細胞的抗腫瘤功效的增強作用。比例尺=50μm。（E）傷口愈合試驗檢測ABP對5-FU對CT26細胞的抗腫瘤功效的增強作用。比例尺=250μm。（F）蛋白質印跡檢測用ABP和5-FU處理的CT26細胞中β-連環蛋白、細胞周期蛋白D1、c-Myc、COX-2、PCNA、波形蛋白、E-鈣粘蛋白、GAPDH的蛋白質水平。與5-FU組相比，* p <0.05，** p <0.01，n.s.，沒有意義。   5 ABP和5-FU在荷瘤小鼠中表現出協同抗腫瘤功效

在皮下結直腸癌的BALB/c小鼠模型中評估了ABP的體內抗腫瘤功效。ABP處理顯著損害腫瘤生長（圖5A-C）；ABP組的平均腫瘤重量（1.440±0.401g）顯著低于對照組（2.389±0.228g，p<0.001）（圖5B、C）。此外，聯合處理組的平均腫瘤重量（0.449±0.119g）也遠低于5-FU治療組（0.781±0.151g，p<0.01）（圖5B、C）。

蛋白質印跡顯示ABP處理降低了腫瘤組織樣本中β-連環蛋白、細胞周期蛋白D1和c-Myc的表達水平（圖5D）。IHC染色顯示ABP處理降低了腫瘤細胞中的Ki-67表達（圖5E）。在5-FU治療的組中觀察到顯著的體重減輕（圖5F，p<0.01），但5-FU和組合組之間沒有統計學差異。5-FU組的脾體重比最低（3.936±1.071），聯合處理組的脾體重比明顯更高（6.626±1.311）（圖5G，p<0.01）。這些數據表明，ABP單獨使用時對CT26荷瘤小鼠產生抗腫瘤作用，并在與5-FU組合時提供協同抗腫瘤作用。

圖5. 在攜帶CT26腫瘤的小鼠中，ABP與5-FU聯合給藥時表現出協同抗腫瘤作用。（A）在指定時間點測量的腫瘤體積。數據顯示為平均值±SD（每個時間點n=6只小鼠）。（B）在治療期結束時從處死的小鼠身上切除的腫瘤圖像。（C）手術切除腫瘤后測量的腫瘤重量，表示為平均值±SD。（D）蛋白質印跡檢測皮下腫瘤中β-連環蛋白、細胞周期蛋白D1和c-Myc的水平，GAPDH用作內部對照。（E）腫瘤細胞中Ki67免疫組織化學染色（×400）的圖像和Ki67陽性腫瘤細胞的定量。比例尺=50μm。（F）每2天測量一次體重。（G）器官指數計算為治療期結束時器官重量（mg）與體重（g）的比率。數據是平均值±SD（n=6）。*p<0.05，**p<0.01，***p<0.001。

6 ABP和5-FU治療可改善CRC小鼠模型中腸道菌群的組成

為了探討ABP的抗腫瘤作用是否與腸道菌群的變化有關，治療后對糞便菌群進行16SrRNA基因測序，并在操作分類單元（OUT）水平上評估物種多樣性。聯合處理組比5-FU單獨組具有更高的alpha多樣性（faith_pd指數 [p=0.032]，chao1指數 [p=0.095]）（圖6A，B，附表S1），表明聯合處理有所改善腸道菌群的豐度。主成分分析（圖6C、D）和主坐標分析（圖6E、F）顯示對照組和ABP組（R=0.204，p=0.021）以及組合和5-FU組（R=0.231）之間存在明顯差異（p=0.011），表明ABP處理顯著影響微生物組成。腸道菌群在門和科顯示在圖7A（附表S2）中。為了闡明微生物分類群的具體變化，我們進一步分析了四組中22個優勢屬的相對豐度。結果顯示，在屬水平上，Roseburia，Clostridium，Anaerotruncus，Bacteroides，Dehalobacterium，Corprococcus，Prevotella和Oscilospira屬的相對豐度顯著較高（圖7B），而5-FU處理組的相對豐度最高的是腸球菌屬和乳酸桿菌屬。

 圖6. ABP處理改變了攜帶CT26腫瘤的小鼠腸道微生物的豐度和多樣性。（A-B）阿爾法多樣性分析；（A）Faith_pd指數。（B）chao1指數。（C-F）β多樣性分析。（C-D）主成分分析（PCA）。（E-F）主要協調分析（PCoA）（每組n=6只小鼠）。

圖7. ABP處理改善了腸道菌群的組成。（A）基于相對豐度的門和科水平的糞便中存在的細菌分類群的條形圖。（B）基于相對豐度的屬級糞便中細菌分類群的熱圖。

圖8. ABP處理導致有益細菌的富集并影響代謝途徑。（A-B）使用LEfSe分析觀察到的四組之間的細菌分類群差異。（C）箱線圖展示了科、屬和種水平的特征細菌。（D）組間功能代謝途徑的差異。*p<0.05，**p<0.01，***p<0.001。

為了進一步確定作為不同群體生物標志物的微生物分類群，我們進行了線性判別分析（LDA）和效應大小測量（LEfSe）。每組的生物標志物按效果大小排序（p=0.05，LDA得分>2）如圖8A、B所示。為了進一步闡明ABP調節的分類群，應用Kruskal-Wallis檢驗來分析四組之間的差異。與5-FU組相比，聯合處理組某些產生SCFA的細菌（f_Ruminococcaceae、g_Ruminococcus、g_Anaerostipes、g_Oscillospira、g_Parabacteroides）的相對豐度較高，而某些潛在致病性、促炎癥細菌（f_Staphylococcus，g_Staphylococcus，s_Staphylococcussciuri，s_Ruminoccocusgnavus）。此外，與對照組相比，ABP處理組的某些產生SCFA的細菌（g_Alistipes、g_Roseburia）的相對豐度較高，而潛在的致病菌（g_Ralstonia、g_Staphylococcus、s_Staphylococcussciuri）（圖8C，附表S3）的豐度較低。

與5-FU組相比，參與PWY-7373（去甲基甲萘醌-6生物合成的超級途徑II）、PWY-7013（L-1，2-丙二醇降解）、PPGPPMET-PWY（ppGpp生物合成）的細菌的相對豐度和CODH-PWY（還原性乙酰輔酶A途徑）途徑較高。相比之下，聯合處理組的PWY-2941（L-賴氨酸生物合成II）途徑低于5-FU組（圖8D，附表S4）。這些數據表明，ABP處理可能會改善5-FU引起的生態失調，聯合處理可以部分通過增加有益菌水平和改善代謝物組成來增強5-FU的治療效果。

7 ABP處理可改善CRC小鼠模型中的糞便SCFA水平

為了闡明ABP處理對腸道菌群代謝活動的積極影響，使用氣相色譜-質譜法（GC-MS）測量糞便SCFA的濃度。PCoA和PLSDA分析表明5-FU處理導致不同的糞便SCFA組成分布（圖9A、B）。我們根據所檢測的數據生成了熱圖。如圖9C所示，5-FU治療組中每種有益SCFA的濃度低于其他兩組。從積極影響的角度來看，聯合處理提高了所有有益的SCFA，尤其是丁酸（圖9C）。與5-FU治療組比，聯合處理組中乙酸（p<0.01）、丙酸（p<0.05）、丁酸（p<0.05）、戊酸（p<0.01）和己酸（p=0.13）的濃度較高。相比之下，濃度5-FU治療組中異戊酸（p<0.01）和異丁酸（p=0.23）的濃度更高（圖9C、D，附表S5）。這些數據表明5-FU耗盡了最有益的SCFA，ABP處理可以提高CT26荷瘤小鼠糞便中有益SCFA的水平。

 圖9. ABP處理提高了CRC模型小鼠的糞便短鏈脂肪酸濃度。（A-B）PCoA和PLS-DA分析。（C-D）糞便SCFA含量的熱圖和條形圖。*p<0.05，**代表p<0.01。

討論

CRC是美國癌癥相關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全球第三大常見癌癥。自1950年代以來，5-FU的使用一直是CRC治療的標準方法，基于5-FU的化療仍然是CRC，尤其是轉移性CRC的主要方法。然而，除了嚴重的免疫抑制作用和藥物毒性外，5-FU治療還會導致原發性和繼發性化學耐藥性。鑒于癌癥造成的巨大損害和化學耐藥性的不斷出現，需要新的藥物和抗腫瘤治療。此外，將常規化學治療劑與天然化合物結合使用以提供協同抗腫瘤作用也可能大有幫助。

天然產物已作為重要的抗腫瘤劑并已開發用于臨床。此外，具有很少或沒有副作用的抗腫瘤化合物有望作為癌癥治療中的藥物替代品或輔助劑。許多植物來源的化合物，如丹參酮、姜黃素和靈芝多糖因其廣譜抗腫瘤作用和高效能而備受關注。

由于其廣泛的抗炎、抗腫瘤、抗氧化、抗菌和抗糖尿病特性，植物多糖一直是深入研究的重點。AB是一種治療肝炎、糖尿病和多種癌癥的草藥，幾十年來已在中國某些地區用于中醫。植物化學檢測證實，AB具有廣泛的生物活性特性，因為它含有各種皂苷、多糖、黃酮類化合物和膽甾烷苷。考慮到AB的中藥制劑通常是煎劑并口服給藥，并且考慮到AB含有高水平的潛在益生元多糖，我們推測ABP可能有助于AB的抗腫瘤作用。在檢驗這一假設時，我們發現ABP處理有效地抑制了體外CRC細胞的生長、遷移和侵襲。在體內抑制皮下腫瘤生長。

CRC發展是一個復雜的多步驟過程，涉及Wnt/β-catenin、Hedgehog、Notch、TGF-β、Jak-STAT和Ras-Raf-MAPK通路的異常。在估計90%的CRC腫瘤中，異常Wnt/β-catenin通路激活是明顯的，因此該通路被認為在此類腫瘤的發展和惡性生長中起著核心作用。經典Wnt信號通路的異常激活導致高水平的β-連環蛋白，驅動EMT誘導和癌癥干細胞發育，從而增強CRC腫瘤的整體惡性程度。CyclinD1和c-Myc是β-catenin信號通路的下游成員，它們的過度表達會導致增殖和惡性轉化增強。此外，高c-Myc表達也與CRC患者較差的長期結果相關。EMT流程與腫瘤細胞侵襲和轉移密切相關，其特征是E-鈣粘蛋白下調和N-鈣粘蛋白和波形蛋白表達升高。

我們發現ABP處理抑制了β-Catenin和相關蛋白的表達，包括c-Myc、CyclinD1、PCNA、COX-2和波形蛋白，并以劑量依賴性方式升高E-鈣粘蛋白水平。β-連環蛋白對于Wnt/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至關重要。鑒于SKL2001可逆轉ABP誘導的β-catenin下調和細胞增殖，我們得出結論，β-Catenin是CT26細胞中ABP的關鍵靶點，并且至少部分通過下調β-catenin和改變下游基因的表達。

對5-FU的化學抗性仍然是CRC治療的主要障礙。德雷伯等人。據報道，具有高水平β-連環蛋白的CRC患者對5-FU治療的敏感性較低。與之前的報告一致，在我們的研究中，用β-catenin抑制劑XAV939治療證實抑制β-catenin信號傳導足以提高敏感性CRC細胞轉化為5-FU。我們進一步探討了ABP和5-FU聯合處理對CT26細胞的影響。體外結果表明，聯合處理比單獨使用ABP或5-FU治療提供更好的抗腫瘤功效。而進一步分析表明ABP和5-FU顯示出較小的協同作用（附圖S3）。鑒于多糖的益生元潛力，我們推測聯合處理在體內的療效會更好。我們發現，在結直腸癌小鼠模型中，聯合處理的抗腫瘤療效顯著。優于5-FU或ABP單藥治療。此外，聯合處理組的脾臟指數高于5-FU治療組的小鼠（圖5B、C、G）。此外，在聯合組中觀察到抑制期（4天）的驚人延長（圖5A），而在5-FU治療組停止化療后腫瘤增殖很快恢復。

為了揭示ABP對體內CRC影響的多種機制，進行了蛋白質印跡分析。我們檢測了參與Wnt/β-catenin信號通路的蛋白質的變化，結果證實了我們的體外發現。各種因素導致CRC的發生，包括飲食、藥物攝入和環境條件，所有這些都會影響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功能和產生代謝產物的能力。數十億細菌存在于人類結腸內，它們在宿主與特定藥物反應和功能性營養素之間充當重要橋梁，導致正常的體內平衡和與生態失調相關的病理狀況，例如炎癥性腸病。

多糖可改善癌癥患者的免疫反應和化學敏感性，多糖的抗腫瘤作用部分是由于它們調節腸道微生物群和促進糞便SCFA水平。在結腸中，SCFA作為上皮細胞的重要能量來源，可以調節結腸內的關鍵炎癥過程以維持正常的宿主生理。因此，我們分析了糞便微生物組組成和糞便SCFA濃度，以闡明ABP的抗腫瘤功能。16S rRNA測序結果發分析顯示，ABP處理組的糞便樣本中富含瘤胃球菌屬、厭氧菌屬、Oscillospira、Alistipes和Roseburia。這些細菌是短鏈脂肪酸的潛在生產者。數據還表明，AB抑制某些致病性炎癥促進細菌（g_Staphylococcus、s_Staphylococcus sciuri、s_-Ruminoccocus gnavus）的生長。很明顯，ABP處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5-FU誘導的生態失調，并改善了CRC模型小鼠的腸道菌群組成。丁酸是腸道中至關重要的SCFA，它可以殺死CRC細胞并抑制其遷移。GC-MS結果顯示ABP可以增加用5-FU治療的小鼠中一些有益的SCFA（乙酸、丙酸和丁酸）的水平。本研究中糞便SCFA水平的變化與腸道微生物組組成的變化一致。因此我們推測，除了促進β-catenin下調外，ABP還通過增加產生SCFA的細菌的豐度和有益SCFA的水平來促進體內抗腫瘤作用。腸道微生物組和相關代謝物的這種改善，反過來產生可能逆轉5-FU誘導的免疫抑制和生態失調。總之，我們的數據表明ABP單獨處理或與5-FU聯合處理可以降低CRC細胞中β-連環蛋白和相關蛋白的表達。ABP處理通過促進β-Catenin下調、改善腸道菌群組成和提高糞便SCFA水平，協同增強5-FU的抗腫瘤功效（圖10）。結果表明，ABP可能是增強化療療效的有利抗癌劑。

圖10. 描述ABP作為CRC進展調節劑的作用機制的示意圖。ABP通過影響Wnt/β-catenin信號通路抑制CRC細胞增殖、遷移和侵襲。ABP處理進一步增加了CRC細胞對5-FU的敏感性，從而降低了5-FU相關不良反應的發生率。ABP，Albuca Bractateate 多糖；CRC，結直腸癌。
我們的研究表明，ABP是一種潛在的的抗癌藥物，有可能作為一種有價值的化療輔助劑用于CRC的臨床治療。但是，該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盡管我們的數據表明β-連環蛋白信號傳導參與了ABP的抗腫瘤作用但是仍需要進一步的臨床前研究來評價ABP的藥理作用。其次，目前的研究中ABP的抗腫瘤作用僅針對一種鼠結腸癌細胞系CT26進行。ABP對人CRC細胞系的體外和體內模型的影響和潛在機制仍需深入研究。